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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差距擴大凸顯美式人權缺陷

美國是發達國家中貧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聯合國赤貧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利普奧爾斯頓教授在2017年訪問美國後發現,作為世界上最富有、最強大、技術創新能力最強的國家,美國卻未能利用其財富、權力和技術來解決4000萬人繼續生活在貧困中的問題。

從大多數指標來看,美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美國的國防開支超過了中國、沙烏地阿拉伯、、英國、印度、法國和日本七國的總和。然而,美國的不平等程度遠高於大多數歐洲國家。經合組織的統計數據顯示,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該國40.5%以上的財富,而在其他經合組織國家1%最富有的人擁有該國27.1%的財富。根據世界收入不平等數據庫,美國是所有西方國家中基尼系數最高的國家,在貧富差距最大的紐約州,基尼系數高達0.51。

多份報告顯示,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美國的貧富差距。根據美國人稅收公平(ATF)和不平等政策研究所(IPS)的分析數據,美國的億萬富翁在疫情期間變得更加富有,財富總量飆升了70%。目前,745位億萬富翁持有的5萬億美元財富比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估計的50%的美國底層家庭持有的3萬億美元財富還多出三分之二。排名前5位的億萬富翁的財富擴張速度,甚至比整個美國億萬富翁階層還要快。

持續加大的貧富差距並非市場競爭下優勝劣汰的自然選擇,而是源於美國經濟政策和社會制度固有的結構性弊端。2018年《世界不平等報告》通過分析比較不同國家貧富差距上升幅度的差異,證實了不平等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一種政治選擇。

新自由主義的主流觀點認為不平等是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自然結果。經濟自由的含義就是人們擁有獲得不平等結果的權利,恰恰是不平等的結果激勵各種要素參與市場競爭,努力提高生産率以獲得豐厚回報。自由市場競爭激勵資源有效配置,驅動經濟不斷增長,使國家和個人財富日益增加。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弗裏德曼曾宣稱,越是不自由的國家,貧富差距就會越來越大。然而,事實證明並非如此。將自由市場奉為圭臬的美國,卻成為貧富差距最大的發達經濟體。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指引下,美國自裏根時代起大幅降低個人所得稅、企業稅和資本利得稅,向富裕階層傾斜的稅收政策喪失了二次分配的社會調節功能,涓滴效應無法發揮作用,並直接導致了貧富差距的迅速擴大。全球化背景下美國製造業外移,使得國內低收入群體陷入更加貧困的境地,而新興技術革命使得少數技術精英的財富在數字自由主義的鼓吹下迅速膨脹,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並形成階層固化和代際傳遞的趨勢。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加劇了社會財富流向少數最富有階層。因此,美國貧富鴻溝是由於機會不平等而扭曲的市場競爭的結果,美國政府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偏好難辭其咎。

貧富差距不僅體現在經濟上的不平等,而且深刻反映了作為義務承擔者的美國政府在人權保護上的不力。美國歷屆政府都堅決拒絕接受經濟和社會權利是人權的觀點,無視經濟和社會權利已得到美國已批准的核心人權條約(如《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以及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堅持要求其他國家必須尊重的《世界人權宣言》的明確承認。但是,否認既不能消除義務,也無法免除責任。貧困是對人類尊嚴的侵犯,國家有責任重新分配財富、消除貧困。這是國際人權法應有之義。當貧困是美國政府經濟和社會政策的直接後果,基於意識形態的歧視性政策和法律加劇了貧富差距,並且由於政府未能採取積極行動履行保護人權的義務時,就構成了直接的人權侵犯。美國日益加大的貧富差距,成為美國人權保障結構性和制度性缺陷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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